□孙晓娜　整理

卡特参观邹平热电厂。

　　1997年7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夫人一行来中国访问。在与江泽民、李鹏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并到成都、上海、西安、漓江等地访问之后，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问卡特：“总统先生，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想在中国做些什么事情呢？”卡特说：“我还要到外地看一看，看1981年我以前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奥克森伯格说：“我向你推荐一个最值得看的地方。”他推荐了邹平。于是，7月25日卡特一行人到达邹平，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考察。

　　“我可以买你们的股票吗？”

　　卡特一行到达邹平黛溪山庄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第二天早晨5点，卡特就早早起床到邹平街上散步，看到街上卖早点的人，卡特兴致勃勃地走过去与他们交谈。人们热情地邀请他尝一尝油条和花生，并说是免费送给他的，让卡特非常开心。
　　在与西王集团董事长王勇交谈时，卡特风趣地说：“我可以买你们的股票吗？”王勇笑着说：“非常欢迎总统先生成为我们的股东。”卡特开怀大笑，说非常愿意成为西王的股东。

　　“我也是农民”

　　在与邹平农村的基层干部座谈时，卡特非常坦率，他主动谈起了自己卸任后的情况：“我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不过我的家乡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全村只有700人，我也是农民。”
　　卡特毫不避讳地谈到自己的收入来源，说自己把一部分土地承包给村里的两户人家，不过主要的收入还是农场的树木。“我农场上的树木所占的面积大约合中国的6000亩，这些从1833年以来就归卡特家庭所有。在1970年我当州长之前，这些土地都是我自己经营的，后来我不再长时间居住在那里，就把这些土地承租给其他家庭了。”
　　卡特说，除了这些收入，他作为前总统还有一些固定收入，“除此之外我主要是写书和在大学里讲课。自从我卸任之后，就对经营企业、经商等方面不感兴趣了。”

　　“看到十星，我很尴尬”

　　卡特一行在西董镇北禾村考察访问时，对该村十星级文明户的评比挂牌活动很感兴趣。
　　在村支部书记鄢圣勤家里，卡特先生问：“你是怎么得了‘教育星’的呢？”鄢圣勤回答说：“这个星主要是考核学生的，不能辍学。我有个小孩子已经中学毕业了，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卡特先生又问：“像你这样的‘十星户’全村有多少？”鄢圣勤回答：“不多，也就十来户。因为我们考核得严格，‘七星户’、‘八星户’占大多数。”
　　事后，卡特与当地县领导说：“到村庄去参观的时候，看到有的家庭门上有十颗星，分别代表计划生育、家庭和睦、卫生、健康等。我看到十颗星很尴尬，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家得不到几颗星。我与夫人结婚51年了，可生活中还经常争执。”奥克森伯格先生接过话茬说：“总统先生，我要补充一下，您和您的夫人罗莎琳结婚只要有50年的话，就会得到一颗家庭和睦星。”博得众人阵阵欢快的笑声。
　　7月27日下午，黛溪山庄把向卡特夫妇献花的照片放大为24英寸并镶嵌起来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卡特夫妇表示非常感谢，两人在照片上签上姓名反送给了黛溪山庄。在谈到这次访问的感受时，卡特说：“这一次结识了这么多新朋友，我特别高兴。我和夫人这一次来访问，终生难忘。奥克森伯格把我们推荐到这里来我们非常感谢他。”

——奥克森伯格的邹平情结

2008-04-04

　　□本报记者　孙晓娜　逄春阶　本报通讯员　潘飞

奥克森伯格夫妇在邹平县电影院观看文艺晚会。

奥克森伯格在邹平县一家农户饶有兴趣地摇辘轳。

　　已经从邹平县外事办主任位置上卸职的石昌祥在家里安享晚年。3月30下午和31日上午，他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客厅墙上挂着他和美国总统卡特以及著名学者奥克森伯格的4幅大照片。这位已过古稀之龄的老人说，没想到我这大老粗，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跟美国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人生有这么段经历是幸运的。
　　谈起美国人，他说最熟悉的是奥克森伯格。“我们的关系像老哥俩，奥克森伯格说，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会说中国话的‘美国鬼子’”

　　石昌祥与奥克森伯格第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秋。“美国学者在邹平的社会研究”项目正式开始不久，这个项目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根据邓小平访美时与美方达成协议后提出的，时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席的奥克森伯格先生是该项目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当时，奥克森伯格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途经香港因爬山扭伤了脚，行动不便，便约石昌祥去北京商谈有关考察事宜。
　　“在没有跟他见面之前，我们就想，他在美国也算是个部级高官了，会不会是一个盛气凌人的家伙呢？没想到，一见面，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紧紧抱住我，用中国话说：‘很荣幸见到我的新朋友。’他抱着我使劲拍打着。当时我正患着带状疱疹，本来就很疼了，他这一拍打，疼得我不行了。但我咬牙忍着，不过通过这一个动作，我就感觉到他是很平易近人的。”石昌祥说。
　　奥克森伯格先生汉语普通话说得很流畅。在交谈中，石昌祥他们都称他为教授，他说：“不要那样称呼我，就叫我的名字好了，我的中文名字简称叫欧森柏，是柏树的柏，我是一个会说中国话的‘美国鬼子’。”
　　一句幽默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活跃了交谈气氛，所谈在邹平设立调查点事宜很顺利。
　　“谈完了之后，他说要请我们几个人吃饭。我们觉得不太好，那时候我们的思想都很保守，所以我们就推辞。奥克森伯格这个人很明白的，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是不是怕我对你们进行资本主义渗透呀？你们放心，我虽然也爱国，但我不会用美国的价值观来影响你们的，你们也千万不要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呀。’”
　　这么一说，弄得石昌祥他们也不好意思了。奥克森伯格就在山西饭店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奥克森伯格很喜欢喝山西产的高度汾酒，那天也喝了不少。第一次见面，奥克森伯格就送了很珍贵的礼物给石昌祥他们。“是1937年日本侵华时绘制的邹平县军用地图。”石昌祥说。

　　他说出一个大胆预言

　　奥克森伯格第一次到邹平，是1988年5月21日。他和县里的干部握手的时候，发现有些人手心出汗了，奥克森伯格明白，肯定是心里紧张了。他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对石昌祥说：“石先生，我虽然是来自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但我不是来搞渗透的坏分子。请你转告邹平的朋友，我决不会给朋友在政治上找麻烦的。我这次来是调查了解邹平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我的问题，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回答的话，就跟我说不方便，我不会有意见的。”
　　奥克森伯格说自己是本着推动交流、增进了解、消除误会、达到理解的目的来邹平的，在邹平参观长白山区抗战纪念地时，他说美国没有在中国本土上与中国打过仗，美中两国人民应该友好。
　　当时石昌祥白天陪他，晚上都要跟组织汇报一下，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干吗的。这些奥克森伯格都知道，也表示很理解。
　　还有一件事情给石昌祥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在考察期间对几个陪同的人私下里说：“中国下去100年仍然是个统一的国家，苏联下去10年就不存在了。”当时听了他的话之后，县里的几个人都很吃惊，一名干部回来之后还说：“别听他瞎掰。”
　　“没想到，还没出10年呢，苏联就解体了。这说明他这个人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这次他给石昌祥的印象是善解人意，说话直率，很够朋友，而且很谦虚。

　　谣言止于智者

　　1989年6月7日，包括奥克森伯格在内的曾经来邹平考察过的15名美国学者联名给石昌祥发来电报，说“这些事件（指1989年政治风波）阻碍了我们在邹平研究计划的完成，并且阻止了我们对促进美中相互了解所作的努力。”
　　石昌祥与县里领导商量之后，6月10日，给他们回信邀请他们到邹平实地考察一下，不要听信谣言。
　　当时美国政府下令暂时中止中美中高层接触，并且通知美国公民不要到中国来。奥克森伯格和艾恺就以学者的身份来到邹平。“我记得是8月6日晚，奥克森伯格抵达邹平，他提出，想多到农村走走看看，见见几个过去认识的朋友。”
　　邹平那时候还是控制开放县，石昌祥就请示了上级部门，破例让他多看了一些点。在好生镇史营村马慎基家参观沙发厂时，他得知史营村1984年只有一户做沙发，现在发展到80%的人从事这项副业之后，很风趣地说：“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实地考察以后，奥克森伯格就放心了，他跟我说，美国国内都以为中国现在乱成了一片，很多谣言说，在基层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权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奥克森伯格通过对邹平的考察，得出3个结论：一是共产党的力量非常大，二是八亿农民惹不起，三是如果美国硬要孤立中国，被孤立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
　　那时候石昌祥和其他陪同人员都不知道奥克森伯格究竟能在中美关系中起多大作用，他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是学者身份。
　　后来石昌祥从报纸上才知道，他是美国总统智囊团的一员，也多次与邓小平见面。但他与邹平老百姓交往的时候从来不炫耀。奥克森伯格每次来邹平从来不带助手，周末也不休息，非常敬业。

　　参加县里的“七一”晚会

　　1991年6月18日，奥克森伯格带着夫人和女儿一块来邹平，他对石昌祥说：“我是特意带她们来这里住的，让她们亲眼看看我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他的夫人和女儿在石昌祥家里也吃过饭，与石昌祥的爱人也处得很好。后来回美国之后还寄了好几张照片给石昌祥的爱人。
　　这次他住了一个多月，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工作非常紧张，他请求将邹平外事办的韩振光（现邹平外事办主任）安排给他，帮助整理笔记。他们白天搞调查访问，中午和晚上核对笔记、整理资料，非常辛苦，韩振光一个多月下来也跟着瘦了。奥克森伯格走的时候非常高兴，与韩振光也成为非常知心的朋友。
　　考察期间，奥克森伯格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邹平一共有多少名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敏感的，不过那时候石昌祥和其他陪同人员还是很谨慎的，说不能告诉他。“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正好赶上我们庆祝建党七十周年，邹平有个庆祝晚会，现场全都是党员，我就去问，能不能让他也参加这个晚会，县里同意了。后来他很高兴地跟我说：‘美国人参加中国县一级的共产党的生日晚会，我是第一个。’”
　　奥克森伯格观察得很细，他发现在庆祝晚会上，前面几排坐的是老人，越往后年龄越轻，最后几排都是年轻人，他跟石昌祥说：“共产党后继有人，这次我是亲眼看到了。”

　　在大洋彼岸招待老朋友

　　奥克森伯格曾经多次跟石昌祥说：“你在职期间，我一定邀请你到美国访问。”后来他确实给邹平县发来了访问邀请，石昌祥工作忙，脱不开身。奥克森伯格特地发电报来问原因。石昌祥回电说确实忙。对这个回答，奥克森伯格不满意，他回电问：“是不是因为美元不够呀？没关系，你来了，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给你出。”后来石昌祥以爱人生病为由委婉拒绝了。奥克森伯格觉得很遗憾，后来多次寄来卡片，祝石昌祥夫人身体早日康复，弄得石昌祥不敢把明信片拿回家让爱人看到。
　　1993年，奥克森伯格再一次发出邀请，这次有4个人，石昌祥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一出机场看到奥克森伯格拿着四个花环在等我们。他亲自开车送我们到宾馆跟我们说：‘你们稍事休息，一会柯安（曾到邹平调研的美国学者）来接你们到处参观一下，我回家做饭。’”
　　晚上，石昌祥到他的别墅中吃饭，一进门，只见他的大厅的墙上，整整齐齐地挂满了他从邹平带回去的过去农村使用的农具，如：杈子、木扬锨、木耙、簸箕、席帽、蓑衣等等，好像中国农村一个农具仓库。晚饭是他亲自做的四菜一汤，他开玩笑地说：“在中国招待中央级领导的规格就是四菜一汤。其实多了也不会做，很抱歉。”
　　那天晚上，他们在奥克森伯格的别墅里谈到深夜，他表示想促成东西方研究中心（当时奥克森伯格是中心主任）和邹平达成一个协议，夏威夷中学每年可以派十四五名学生到邹平住两个星期，作为交换，邹平每年可以派两个中学生到美国学英语。后来邹平方面把中学生改成了成年人，第三天就在一个饭店签了一个协议。
　　回来后，邹平派了杨学平和于孝水去夏威夷。那个时候奥克森伯格已经辞去了研究中心职务又到斯坦福大学任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但他仍按原定协议落实了两人的进修事宜。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石昌祥就退休了。后来奥克森伯格每次来邹平，都要专程到家里看望石昌祥和他的爱人。
　　唯独在1998年他陪卡特来邹平期间，因为整个活动都是省里安排的，他的时间特别紧张，不能到家里来。他特意请石昌祥和爱人到他们住的宾馆去，把老两口介绍给卡特。“接到邀请我很意外，没有准备，匆忙去理了个发就准备去，结果来接我的人说一定要让我爱人也去。卡特听了奥克森伯格的介绍之后，专门跟我爱人说：‘没有你的支持，石主任就干不好工作。’”
　　永远的遗憾
　　奥克森伯格最后一次来邹平是1999年10月25日，他到宾馆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还是提出要到石昌祥家去。他的助手袁征说这么晚了，最好先和老石通个电话，第二天再去拜访。“我们通了话，我说我到他那里去。他说，那怎么成呢？您比我大，我应该先去看您。”石昌祥说。
　　第二天，他先去调查有关资料，然后到石昌祥家里坐了半个小时，他这次在邹平待了半个多月，期间，他向石昌祥提了一个要求，希望石昌祥能陪他到滨州看望他们在那里的一位老朋友。
　　“我说自己已经退休了，不方便参加公务活动，他对我说：‘我也不是公务在身，我这个是私人的活动，我们一起去看看老朋友。’”我推辞说车里坐不开，他就说他出钱租车去，我当时答应了。
　　回家后，石昌祥又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不应该陪他参加活动，第二天早上石昌祥打电话给袁征说家里水管坏了，往外冒水了，要在家找工人修理。
　　“奥克森伯格从滨州回来之后，又一次到我家里要求再单独和我及爱人合拍一张照片，我觉得有点反常。没想到这成了永别。奥克森伯格在一次宴请席间提出一个《十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题目，要求每人用一句话回答，他要写一本介绍邹平的书，并答应将书稿无偿赠给邹平外办。可不幸的事却发生了，他患了皮肤癌。奥克森伯格先生在病床上仍以顽强的毅力赶写他的书，他得病期间，来过两次电话。可一个月后，2001年2月20日，我们突然接到电话说奥克森伯格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很伤心。我们联合向奥克森家人发去了唁电。唉，现在想想，那时候我真是考虑得太多了，我真应该去陪着人家去滨州。这件事成为我一辈子的遗憾，每一次回想起来心里都特别难受。”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孙晓娜　本报通讯员　夏应禄

　　邹平县是中国农村最早向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从1986年开始，来自大洋彼岸的学者先后有100多人次到这里蹲点调研，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恺，就是其中的一位。3月30日上午，艾恺教授在邹平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艾恺在向本报记者描述邹平的巨大变化。摄影/李伟

　　翘着独特的小胡子，58岁的艾恺（GuyAlitto）教授一落座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用稍带港台口音的普通话与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寒暄、说笑，这位意大利裔美国学者俨然已经熟知中国社会的各种规则，他西方式的幽默显得游刃有余。
　　实际上，在更早的1973年，艾恺就以翻译的身份随美国访问团来到中国。他亲眼目睹了中国30年来的神奇变化。

　　30年前的中国：神秘而遥远

　　“1978年以前的中国，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黑黝黝的大洞，谁也不知道中国在搞什么名堂。那时候有一些激进的年青人认为‘文革’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特别崇拜毛泽东。”说到这里，艾恺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是其中的一名。”
　　但是当时直接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华侨多是从台湾、香港过去的，中国大陆在美国人眼中神秘而遥远。
　　“大概是从1972年开始，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开始在美国流行，那就是武术和中草药。那时候功夫片很受欢迎，其实这些也都是从港台传过去的，但是一般的美国人不了解，他们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化。”艾恺说了一件小事来证明当时中医在美国是如何泛滥，“有一次我从香港回美国，旁边一名妇女在看《针灸入门》，我就与她交谈，她说自己是高雄的牙科医生，要去新泽西考针灸师执照。”艾恺耸耸肩膀，摊着手说，“她还只能看《针灸入门》这样的书，结果竟然考过了。”
　　“那时候美国的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新闻：上海开了一家美容院。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呀，怎么中国人都能去美容院了呀。”艾恺笑称，这些日常的变化反映出了很多问题，美国人的反应也说明了美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确不了解。
　　从1970年代开始，中美学术界就开始接触。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大城市的现代化引起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注意，他们惊奇地发现，不光上海有了美容院，北京、广州、深圳等等城市都开始有了所谓的“享乐主义”的场所和设施。而现在，没有美国人会关心中国又开了一家什么新消费场所，他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中国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原来出口物品，到现在出口文化。”艾恺说，美国现在兴起的“中文热”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美国人越来越发觉，中国下决心要做“世界的工厂”，现在美国商店里90%多的产品是中国制造的。
　　“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在美国人心目中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工人，他们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所以对中国产生了不好的印象。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

　　那时邹平的夜生活

　　1986年7月11日，艾恺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派出的专家来到邹平进行全面考察，当时同行的还有专门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戈尔德。
　　“那时候的邹平和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我还记得当时邹平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晚上9点以后在一家电影院前面有个卖花生米的小摊，这就算是夜生活了。”艾恺回忆说。
　　在1986年的邹平，艾恺这张西方面孔是很希罕的，老百姓对他的态度拘谨而警惕。“尤其是我会说汉语，人家更会怀疑我是不是情报人员啦。”艾恺风趣地说，那时候其实他也有点紧张，怕被误解。
　　艾恺与戈尔德的任务是考察邹平适不适合作为美国学者考察中国农村的长期调查点。
　　“我们也去过别的农村，但很多地方都是政府出钱特意修建的，说实话，挺不真实的。邹平就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东西，农民的生活也自然真实。”艾恺与戈尔德在冯家村住了20多天，通过日常观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86年8月5日结束了考察，艾恺回北京去看望梁漱溟先生，“后来我还给梁漱溟先生写信，他把我写的信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说开放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到现在为止，只有邹平最适合比较深刻的基层社会的研究，中国别的地方我想不出第二个来，一直到现在。”艾恺说。
　　回去以后艾恺和戈尔德以客观的态度向美国学术界报告了考察结果，最终促使美方于1987年正式确定邹平县为中国唯一的对美开放考察点。
　　美国国家科学院在给中国有关机构的来信中说：“贵国决定开放邹平县这一块地方，给美国学术界作为社会考察研究的地点，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大家将此项事业视为中美学术交流的又一里程碑。”

　　“又白又胖”

　　1987年7月27日艾恺第二次到邹平，这一年的变化让他特别吃惊。“一年前我来的时候，邹平人似乎对外国的事情不太感兴趣。这次来的时候，一名冯家村的干部见面后就恭喜我公牛队赢得比赛。我自己都不知道比赛的事情，他不但知道公牛队，还因为公牛队是芝加哥的而向我表示祝贺。”艾恺说。
　　他这次看到的邹平县城已经热闹一点了，有人还开了一个咖啡厅。大街上除了卖花生米的小摊，还多了很多别的小吃。让艾恺至今念念不忘的是“火烧”，“有一天晚饭后，我与朋友上街逛逛，在招待所的西边有卖烧饼的，我买了十个，一边走一边吃，走回招待所就全吃光了。”艾恺故意咽了一口口水，风趣的表情让人忍俊不禁。
　　“哦，对了，还有蝎子。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别人告诉我，吃蝎子有保健作用。”艾恺说。
　　从那以后，艾恺基本上每年都到邹平考察，有时候也以私人的身份来参加活动。
　　这二十多年来邹平在艾恺的眼中是一年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小孩子吧，现在的小孩子可比以前活泼多了。我在路上走，看邹平的年轻人穿的衣服、听的音乐，都与美国的年轻人没什么差距。”
　　审美观的变化有着最明显的“全球化”趋势。1991年，艾恺在邹平看到了减肥的广告，觉得不可思议，“我记得1989年一位中国朋友到机场接我，见面后他说：‘艾教授，你现在更胖更白了呀。’听了之后我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就是等于骂人的。现在听不到这样说了。”后来艾恺才明白，在中国农村，“又白又胖”是夸你家里生活水平高的好话。

　　老太太的时代感

　　在二十多年的调研中，艾恺走访了邹平当地几百位老人。“一开始我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就是很有条理地向他们提问题，结果老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发现，先跟他们聊天，讲东讲西，问他们小时候玩什么呀，跟他们说我小时候都玩什么呀，他们放松下来就能告诉我很多有趣的事情。”
　　艾恺说自己在冯家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脚的马老太太：“不晓得为什么她老是一个人在外面晒太阳，有一天我就跟她聊天，请她谈谈她的生平。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她说以前乡下妇女的生活苦得不得了，她一天到晚要干活，是最早起来的，也是最晚睡的。她跟我说，“这十年来我们吃的是最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想多活几年。老太太以吃什么为依据，这个划分，很形象。”
　　“当年我走访的老人们很多都不在了，我也是现在才发现留下了很宝贵的历史资料。”艾恺目前正在写作的《邹平县史》中大量引用了这些口口相传的资料，“另外我还准备写一本冯家村的村史，我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在冯家村期间，我去看村民的家族谱，一页一页地讨论每一个家谱上的人。”艾恺笑道，“我这本书准备写成小说一样的，毕竟是大众历史嘛，不过我相信比大多数历史学家写的要真实。”
　　艾恺还准备写他在中国考察的回忆录，“严格地说是从我去台湾开始算起，台湾也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嘛。当然，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邹平。”现代化是个空前的东西，它的核心是效率化，即因分工越来越细而使效率越来越高。“现代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每个‘利’都带着一个‘弊’，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艾恺自认为有些悲观情绪，“中国乡下在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损失是文化的遗产。”
　　“1973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农村是没有电视机的，一直到80年代中期。那时候孩子们晚上的节目是听老年人讲故事，有家族的历史，也有英雄人物的传说。”自从电视机普及以后，孩子们不再听老年人讲故事了，“这个损失可不小呀。”艾恺摇摇头。

　　繁荣的秘密：“家庭主义”

　　艾恺来邹平的次数“太多了，根本记不清了”，在对邹平农村社会的长达二十多年的考察之后，艾恺感慨地说：“中国农村的变化太大了。”
　　在最初的考察中，艾恺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农民不仅仅是“peasant（农夫）”，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小企业家，一个农民家庭就是一个公司，家长就是CEO，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看，中国农民下南洋的时候，很多人是没什么文化的，就是最普通的农民。二三十年后，他们就能发展起当地的经济，而且成为当地最富裕的人群。”艾恺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业过程。
　　“这其中当然有勤劳吃苦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不是为自己而辛苦，而是为了整个家族，为了祖先和后裔，负起一种道德上的责任。但南洋当地的人是没有这种观念的。”艾恺称这种现象为“家庭主义”。
　　“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文化里有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从我的祖先开始、一直到没有出生的后裔，是一体的。这个整体里的个人虽然有生有死，但是不影响这个整体的存在。”艾恺说，日本、韩国、越南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也受了影响。
　　艾恺说邹平人特别好客：“从1987年开始，我访问老太太老先生的话，就是去当他们的客人，他们泡茶呀敬烟呀。以后就是一些熟悉的朋友，他们也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我在邹平有很多很多老朋友。”
　　“这次来，我的老朋友曲延庆要请我到山上去吃野味。”艾恺说。
　　话题谈到2008年的奥运会，艾恺说：“到时候，北京肯定很拥挤，人太多，我可能不去凑热闹，但我祝福北京，这是展示中国形象的好机会。你们知道吗？明年，你们还有个大节日，60年国庆。我知道的。”

　　邹平缘何成为“窗口”

　　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首次访美时，与美方达成互派留学生、学者的总协议，其中包括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院每年派学者到中国农村进行追踪式、连续性蹲点调查的“谅解备忘录”。美方认为，中国80%的人居住在农村，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因此提议选择一个农村地区进行考察。
　　1985年至1986年，美方派学者到邹平进行可行性考察。之所以选择邹平，是因为邹平县地处黄河下游，交通方便，境内山区、丘陵、平原、涝洼地貌典型，农工商齐全，农村经济特点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邹平县各项事业发展较快，成为概括地反映中国农村基本面貌的一个缩影。

图为艾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孙晓娜/摄影